国央行(People's Bank of China)行长周小川继周一呼吁创建一个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后，周二再度发表观点称，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促使资金流向美国，损害了美国的长期利益。

周小川在题为《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发表了上述言论。

央行网站周二刊登的这篇文章显示，长期来看中国希望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并对所持美国资产的安全性表示担忧。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力争确立下周在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roup of 20, 简称G20)峰会的议程。中国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能够推进改革，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话语权，同时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的监督。此外，中国还希望推动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周小川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国际社会应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上述言论基本上是重申了他2月份在马来西亚发表的观点。

周小川表示，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

周小川表示，虽然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短期内仍需资金继续流入，但长期看，美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希望资金都流向本国。因此，应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

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经济学家Ben Simpfendorfer在周二早些时候的报告中称，尽管周小川提议创建新的储备货币，但中国央行正在建立大量的货币互换协议和人民币结算试点，更积极 地推动人民币在未来成为一种储备货币。

Terence Poon / Aaron Back

国试图将自己重新包装为自由贸易的捍卫者。但中国能身体力行它已经开始宣扬的这些东西吗？

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和成为全球资产买家的雄心令它很容易成为保护主义的受害者。官员们目前正在提高反对保护主义的调门，下个月二十国集团(Group of 20)领导人举行会议时看来还会有更多这方面的言论。

中国政府在大力鼓吹自由贸易的同时，其自身政策也被置于了更多的审查监督之下，尤其是中国在贸易保护问题上已被认为主动实施多于身受其害之际。

首先是不断被提起的汇率问题。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势头已经停息，现在中国政府正面临让人民币贬值以增强中国出口竞争力的诱惑。任何偏离其稳定汇率承诺的举动都会激起美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开支也值得注意。今年，中国国有电信公司会将利润丰厚的3G基础设施建设合同发包出去。一些人预计，华为和中兴这类本土企业会优先于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和爱立信(Ericsson)等外国公司得到合同。

中国政府尚未签署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允许外国公司平等参与政府合同竞标的一系列协议。在有5,850亿美元财政刺激开支供国内外公司争夺的情况下，这些协议至关重要。

可口可乐(Coca-Cola)提出以24亿美元收购中国汇源果汁(China Huiyuan)的交易是最显而易见的检验。在中国公司正着眼于在全球范围内收购资产的情况下，以民族利益为由驳回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交易，显然会给人留下双种标准的印象。

对 于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人来说也有一些好消息。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不久前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企业现在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程度只是稍高于去年。中国政府提高了几个领域的出口退税，但迄今为止这些 措施没有被认定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

中国肯定不是唯一一个一边高喊自由贸易一边做小动作的国家。但中国对世界贸易的重要性令其行动格外引人关注。因此如果中国要宣扬这种豪言壮语，就得同时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Andrew Peaple

发布日期：2008/2/24 19:08:28 来源： 作者：袁一泓 点击：571

　　　　　　　　　　　　　　　一

这篇文章意在与记者同行切磋，有三个关键词：记者，提问，新闻发布会。
先说“记者”和“提问”。
记者，本来就是一个提问的职业。因此，“我问故我在”，也是对记者职业的一个形象表述。任何一条真实的新闻，都少不了提问的采访过程。
如何更好地为新闻而问？这是记者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如今在新闻发布会和网络直播泛滥的时代，和同事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更有现实价值。
但 是，与发达国家媒体同行交流时，听到过“你们中国记者不会提问”的说法。一些重要的新闻发布会实况转播后，其他职业的朋友在私下里骂，你们这些记者怎么会 问那么傻的问题？抛开新闻制度和政策的原因，我们也必须承认，本来应该替读者或观众发问的记者，有时并没有提出好问题，尽到职业的责任。
再说“新闻发布会”。
台下，得到机会的记者问；台上，几个正襟危坐的人在答。今天的中国，“新闻发布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出新闻”的地方。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官方发布会，外交部的例行通气会，还有国务院新闻办坚持已久的新闻发布会，都为记者提问提供着竞争的平台。当然，这些官方会，都对媒体有一些特殊的选择。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大型国际商业界活动，为记者提供了更好的提问竞争机会。
２００３年，我国加快了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步伐。这个制度的方向，是要建立国务院新闻办、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公开。记者提问的机会，会随着政务公开制度而越来越多。

　　　　　　　　　　　　　　 二

今年参加了两次会议报道，使我对新闻发布会上的记者提问，有了一些体会和想法。一次是１１月我和潘圆一起到珠海参加了“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暨中国企业高峰会”。另一次是３月参与了全国“两会”的采访工作。
感 触之一，是现在大型会议报道中，记者操作方法在改变。这一改变是由网络直播引发的。对一些平面媒体的文字记者来说，有了网络直播文字的参考。那么，如何找 到角度不同、适合本报的新闻，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问，成了一个好机会。另外，“新闻发布会”提供了采访重要人物的机会（有时可能是惟一的机会）。一些大 人物，因为他们说话的权威性，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他们来去匆匆，想约到独家采访的机会不容易。
在“新闻发布会”上得到提问的机会，问出适合本报新闻口味的问题，是参加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
记者如何在新闻发布会上得到提问的机会？新闻发言人和记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记者同行和我的同事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技巧和方法。我把自己经历的几个提问，用案例的方式列出来，供更多同行批评和完善，大家一起来分享成功或失败的经验。


１、如何得到提问的机会
一些新闻发布会，只要坐在合适的位置，坚持举手就能获得。但是，另外一些发布会提问的记者需要提前定。
新闻发布会，时间有限，记者提问的问题也有限。特别是重要的官方发布会，《中国青年报》没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的特殊待遇，属于需要争取才能得到提问机会的那类媒体。
如何争取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俗称“点名的人”）是关键，因此需要提前到现场和发布会的主持人充分沟通。
具体沟通办法因人而异。但有一点你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你所代表的媒体是中国青年报。充分利用中国青年报的特殊地位是个技巧。外交部长李肇星当本报记者面表扬本报说，中国青年报是中国最大的ＮＧＯ。这种表述准确与否另说。
这个身份，给我们的记者带来了一些便利：《人民日报》不便问的问题，《中国青年报》是否可以试试？


　　２、被提问者和记者的关系是什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一段表述值得记者们参考。
最近他在新闻发言人的培训班上，强调发言人要学会如何对待记者。他说，记者和新闻发言人是两个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职业。他说，“记者是新闻人，追求的是新闻。记者不是你的学生、你的部下、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挑战者。”
　　
　　下面是关于新闻发布会提问的９个案例。

【案例１】
新闻发布会，得不到点名怎么办？

本报记者请民政部副部长答题——
你赞成农民和城里人等赋税同福利吗
本报北京３月１２日电（记者王尧 杨得志）“你赞成农民和城里人等赋税同福利吗？”今天，在人民大会堂，本报记者堵住刚刚开完新闻发布会的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想听听她的答案。 
这个问题是本报、新浪网和中青在线关于“两会热点”的联合调查题目之一。今天本报《两会特刊》公布了对１４８９７名网民调查的结果，有７１．３％的网民选择了“赞成”。 
目前，中国的网民几乎都是城里人，因而这个数据尤其耐人寻味。 
刚刚向记者们介绍完农村低保状况的杨衍银副部长说：“农民和城里人等赋税的问题，我不便回答；关于‘同福利’的问题，我认为，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城乡应该一样。但是方式、形式可能不同。” 
“如果让您回答，你会选择哪个答案？”记者问。 
她看着报纸说：“我需要考虑一下，再给大家个答案。怎么样？” 
 （文见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３日一版，有删节）

【提问点评】
其实，这本是个失败的提问。因为沟通不够，会上没有被点到名。只好用这种方法弥补。
这个题目的内容，是和刘健商量的结果。本希望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得到提问的机会，但是没有。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新闻发布会后“堵住”了重要人物，完成了这个提问。
堵住问，国际传媒里的记者大多这么干。其实，在中国的发布会上，海外记者被点名的机会比我们更少。我们国内的新闻体制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记者举手与否无所谓，即便你问了，有可能也发不出来。好在，这种情况在逐渐改变。
但是，这个案例中，让被采访人物一起“做新闻”的方式，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案例２】
“堵问”时，提问一定要短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不仅是“城市就业部”
本报北京３月１２日电（记者王尧 杨得志）就业和社会保障，与中国农民也有关系。今天，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无论是提问的记者，还是回答的官员，都把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提了又提。 
针对民间有人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称为“城市就业部”的说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说：“这种称谓是不对的，事实也不是如此。” 
（文见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３日一版，有删节）
【提问点评】
这个也是提前和刘健碰好的题目，和上边的案例是同一场新闻发布会，没有被点到名。最后，趁他被警卫护送退场之前，我把这个问题，大声嚷了出来——张部长，有人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是“城市就业部”，你怎么看？张左己边被架着走，边回头答了这个问题。
一点经验：这种堵问的方式，提问一定要短。设计好的问题，无论他怎么回答，都是能够做的新闻。
这场新闻发布会，公认最好的一个提问来自外国记者。在去人民大会堂的路上，得知消息，一东北男子闯入路透社驻北京分社，声称要向记者状告黑龙江省伊春市法院等（当时传说此人为下岗职工，带有爆炸物，有记者被当做人质等）。
结果就在发布会上，刚刚从事件现场赶回来的日本共同社记者博世明得到提问机会。他向张左己提问，这个事件和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的关系？还有中国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缺少社会保障等问题。
不要小瞧了中国官员，张左己的回答很精彩：转轨中出现过激行为并不奇怪，社会保障和再就业是治本之策（大意）。
 
【案例３及点评】
我丧失了最好的提问机会

这是上边这场新闻发布会的插曲，我为问而问，丧失了最好的提问机会。
到会场后，到处找主持人，想得到被点名的机会。结果居然闯进了一个会议室，两位部长正在准备。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甚至还问我，会上你会问什么问题？
这是多好的提问采访机会，“绝对专访”。可是我当时居然没有意识到，一门心思在找这个发布会的主持人，要磕一个提问的机会。就这样，我丧失了最好的提问机会。我在新闻发布会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
记住，核心问题是要提问，为新闻而问，而不是找什么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之类的事情。


【案例４】
被点名后，如何协调“纸条”问题和你想问的真正问题？

３月１４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环保问题答记者问。
这次得到了点名。有新闻官给我一个“纸条”，布置的题目是关于南水北调的水质问题。结果，提前被点名的记者先于我问了这个问题。
我被点名后，抛出了我们准备的两问。
第一问：“今年６月，长江三峡大坝开始蓄水，现在清库工作进展如何？您是否担心多年后有人会因为此问题而指责您？”
第二问：“您鼓励地方环保局长讲真话，如果有地方环保局长因讲真话被撤，您能让他们官复原职吗？” 
（相关报道见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５日二版。）

【提问点评】
第一问的内容，要感谢晋永权。他关注三峡问题，和我在去发布会的车上碰出了这个问题。
第二问要感谢刘世昕和毛浩。正好前几期的本报上，有刘世昕的一篇报道，解振华鼓励地方环保局长讲真话，报实数。毛浩建议，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下。
当天，解振华的回答也很实在，记者们对他的评价很高。当时，他说：“环保工作不能图虚名，而让老百姓遭实罪。不能来假的，说得挺好，而老百姓看不出好。”
第二天，本报报道刊出后，给我纸条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新闻官，还专门来电话，说本报的报道好。
看来，记者动脑子思考过的提问，被提问人可能也会赞赏。
即便提问仅围绕给的“纸条”展开，也要换成自己的语言表述方式。千万不要对着纸条念，太傻。
如果有可能，利用点到名的机会，在问了“纸条”问题后，把你想问的真正问题也问出来。
 再说个插曲，解振华在台下被香港记者围住，问的全部都是ＳＡＲＳ的问题，这时是３月。现在想来，这些同行问的问题更棒。

【案例５】
***发布会，陈强和我的配合结局遗憾

 ２００３年“两会”，***新闻发布会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场。继崔丽拿到官方给我们的一个名额之后，陈强和我各自公关，分别又弄到了两张采访证。
但是，这个会议，我没有举手提问。这种发布会记者的位置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本报不提前公关，被点名的机会不可能临时给你。
但是，陈强和我期望在***出会场的路上堵住大声问。当年，善于提问的陈强，曾这么问过前总理朱熔基。
在***总理回答最后两个问题时，陈强和我提前占到了位置。但是，这位亲民的总理回答完问题后，改变路线，直接走进了记者席，要和记者们握手。陈强和我的计划被打乱了。
警卫们护送***在人群中离开，我只好大声问：“温总理，你愿意和年轻人在网上对话吗？”他笑而未答。再问，他回头挥手告别。他是否听到此问，现在也无法弄清楚。
陈强、崔丽也都准备有追问的问题。回来后，曾经和他们交流过：《中国青年报》何时会得到提问总理的机会？
我希望，在温的任期内，本报在“两会”上应该得到一次向他直接提问的机会，这需要报社的公关。

【案例６】
面对联合国官员，一个不成功的提问

被采访人：马和励，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时间地点：１１月６日，珠海“世界经济发展宣言”会，小型的媒体见面会
我的问题：什么是“体面的就业机会”？ 各国怎样才能为青年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
（《“体面的就业机会”将惠及青年》，相关报道见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７日二版。）

【提问点评】
这是一个相对不成功的提问。因为我不知道，问这个人物什么问题，才能既是《中国青年报》读者关心的，又是适合他回答的。关于会议本身的内容，我认为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这是一个小型的媒体见面会，马和励在发表演讲前，给了记者３０分钟左右的采访时间。作为记者，我想自己应该去问。可是真的不知道问什么好。
但是，在这位联合国秘书长特派代表答记者问前，他的助理将一本中英双语的小册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递到了每个记者手中。其中有引人注目的一条：“全球合作，为青年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这个提醒了我，于是提了上边的问题。
说 实话，这位也是经济学家的联合国官员，给我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他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谈了他发言稿中强调的艾滋、贫困等问题。关于此问题，他一句话带 过。我认为，对中国人来说，“为青年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这个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观点，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值得关注青年就业的《中国青年报》关注。

【案例７】
向老外提问，小心翻译“偷工减料”

被采访人：被称为“欧元之父”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
时间地点：１１月６日，珠海“世界经济发展宣言会”上，小型的媒体见面会
我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哪些不利的影响？有有利的一面吗？如果有，是什么？
（《“欧元之父”细说“蒙八条”》，相关报道见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７日二版。）

【提问点评】
蒙代尔，这位１９９９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会虫”。２００３年来中国走一趟，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他说了很多遍。
我问此问，其实想弄清一点——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害，大家都知道；但是对某些人群的中国老百姓，有没有好处？后者是我更关心的。起码，人民币如果升值，常出国的人，不会觉得咱们国家的货币太不值钱了。
但是，翻译在翻译时，把提问简单地译成有什么影响（ｉｍｐａｃｔ）？当时，蒙代尔一口气列出了８条不利因素 我称为“蒙八条” ，才让翻译插嘴。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
在现场网络直播的国际会议中，小型的媒体见面会可能有些独家角度的新闻。但是，提问者的外语沟通能力，会越来越重要。
我对自己的要求，即便他回答的，你不能完全听懂，但是提问尽量自己用英文来问。他回答的，记者可以回家慢慢听录音。

【案例８】
建设性地，问本场最重要的问题

时间地点：１１月５日，珠海“世界经济发展宣言会”的会前新闻发布会
我的问题：第一，在这次会议当中，民间机构和相关政府机关将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它们的职责和权利怎样划分？第二，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主办这次会议，有没有经济上盈利的预期？第三，这个会议由谁买单？会不会出现“你们请客，由珠海市政府来买单”的情况？ 
（《民间机构牵头主办２０００人国际会议》，相关报道见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二版。）

【提问点评】
新闻官本来布置给我的是另外一个无聊的题目，好在他们临时决定不问了。让我换个题目，我说，谁买单能问吗？忙乱中，他们答，可以问。这是本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种提问的模式，是主席台上的人不喜欢的。但是，这是在场记者心里关心的一个问题，普通珠海人更关心，也符合中国青年报关注的问题角度。
这里有个背景——过去，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都由政府主办，政府负责所有支出。在国际上，却是另外一种运作模式。知名的“世界经济论坛”，就是由民间机构进行完全的商业运作，无须政府花钱。目前，国内民间机构参与组织国际会议，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会议模式。
因此，我想通过提问，建设性地肯定“中国民间机构参与国际会议的进步意义”，又要提出读者关心的问题：到底是否需要政府买单？
事后，有记者同行说，你为什么要问得罪人的问题？就在我犹豫是否需要解释一下时，从主持会议的国务院新闻办官员处，反馈的消息表明，这个问题提得挺好。
当然，没有必要为一个提问，而影响了与新闻官的关系。因为很多采访，离不了他们的帮忙。这个度如何把握，相信记者同事们各有自己的高招。
建设性，是我们提问的一个理性原则。
　 
【案例９及点评】
就一个问题连续追问多人

时间：１１月６日－７日，珠海“世界经济发展宣言会”上的各种场合
问题：中国加入世贸两周年，中国对世贸的履约程度到底怎么样？
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上，潘圆分别在几个不同的场合，就这同一个问题，问了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联合国秘书长特使马和励、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等，成稿见《青年参考》。
来珠海之前，潘圆就决定做这个题目。连续的追问，适合在选题确定的情况下，在这种国际会议场合，让同样有分量的不同人回答，构成有分量的东西。

　 本文刊出后，引发同事很多跟帖，有了新的案例补充。
　新案例：陈强追问朱熔基 
（作者陈强） 
　 　　那是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９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新任总理朱镕基举行记者招待会。尽管我知道国内记者提问是内定的，但我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频频 举手。我当时准备的问题是：“朱总理，听说您经常看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并且认为政府应该受舆论监督。请问，您对我们新闻有何期望？”关于总理看焦点访 谈的事，是此前我采访政协委员敬一丹时得知的，我想通过总理的公开答话给咱们新闻界鼓鼓劲、松松绑。
　　中午１２点许，记者会结束，我没有获 得提问机会，有点悻悻然。没想到，此时坐在前排的中外记者一下子涌向朱总理。第一次参加两会报道的我见此情形，居然不顾警卫的阻拦，绕过警戒线从第三排冲 上前去，并且举着小录音机拼命往前挤，边挤边喊：“朱总理，您对我们新闻界有什么期望？”（我知道在这种非常态下，不可能按预先设定的问题提问，提问越短 越好）。朱居然转过身来，和我握了把手，轻声说：“少宣传我！”这个答案出乎意料（不是我想要的），但我当时确实有点得意忘形，毕竟得到了总理的回应。后 来，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能够冷静一些，直截了当地追问：“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舆论监督的？”，想必总理就不得不正面回答了。
　　尽管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但是“朱镕基总理答本报记者问”还是成了次日本报头版的唯一“本报讯”。
　 　2003年有经验的我，盼望着记者会结束后故技重演。会还没完，我就站到前排总理退场时必经的地方。未料温总理起身后，却走向相反方向和前排记者握手。 我赶紧往前挤，但已是在四五层之外。我先是大声提议，“请温总理和记者们合个影，好吗？”旁边的警卫人员说：“这么挤，合影根本不可能”。我随着簇拥总理 的人群步出大厅，边挤边对喊：“温总理，有媒体说您是平民总理，您接受这个称号吗？”这回温听到了，他朝我笑了笑说：“下次有机会再回答你，好吗？”我顿 时无言以对。

怎么写财经新闻？一篇有所启发的文章

2006-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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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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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一份调查显示，逾三分之一的在华美国企业预计今年的收入将出现下滑，既定的投资方案也将推迟。中国经济放缓之势由此可见一斑。

这份周二发布的年度调查显示，35%的中国美国商会受访会员预计今年的收入将出现下降，这一比例远高于去年的13%。

39%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将推迟或取消既定投资方案，21%的会员则表示将削减在华员工的数量。去年该商会没有就会员的投资及招聘情况做调查，因此无法提供比较数据。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金声(John Watkins)说，三分之一的会员都按下了（企业发展的）暂停键；不过，半数以上的受访者仍对中国的长期、或五年期前景保持乐观。他说，中国仍将是块投资的热土，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撑过今年。

周一，中国官方媒体《中国证券报》报导，政府智库国家信息中心(State Information Center)预计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6.5%。而据新华社此前报导，去年同期中国经济增速要强劲得多，达到了10.6%。

将近一半的受访企业对今年的业务前景感到悲观，只有5%的企业持乐观看法。中国美国商会提供的投资数据印证了中国官方媒体的数据，即1月份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锐减了33%，降至75亿美元。

中国美国商会的这份年度调查是衡量美国在华企业发展状况以及担忧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去年11月至12月的数据收集期，共有400家企业接受了调查。

由于经济前景不断恶化，商会又在2月份时追加了一套关于招聘的调查问卷，共有200家会员做答。32%的受访企业预计今年将招收更多员工，而21%的受访者表示可能进行裁员。在早些时候的调查中，25%受访者表示在11月之前的四个月中已经发生过裁员。

和去年时一样，美国在华企业说自己面临的头号挑战是“管理层面的人力资源紧张”；紧随其后的则是中国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美国企业经常抱怨的一个问题是难以找到合格的本土高级经理。

外 资企业现在正面临着去年实行的更为严格的劳动法。新劳动法出台后，有更多解职人员向公司提起了诉讼，在某些情况下，付给被遣散员工的补偿金也会水涨船高。 中国美国商会今年的调查显示，84%的美国企业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力及监管成本上升，中国的竞争优势已经有所弱化，在去年的调查中72%的受访者持这种观 点。

这份调查还显示出中国市场对美国公司显得愈发重要，有63%的企业在华生产及采购的产品服务直接面向中国市场，这一比例较2007年时的不到一半有所上升。相比之下，仅有9%的美国企业在华生产及采购的产品服务面向美国市场，低于2007年和2008年时的16%。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倒金字塔结构的特点有五：1、它打破了写作的常规，不是按照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来安排层次段落，而是按事实的重要程度来决定写作顺序；2、它要求把最重要、最精彩的新闻事实放在消息的导语中，而其他事实也是按照先重后轻、先主有次来安排的；3、它往往采用部分要素式导语，即在导语中突出最有新闻价值的一两个要素；4、对事件过程的叙述比较概括，各段文字都很简练；5、各段之间往往有逻辑上的联系。

倒金字塔结构的好处是：1、要利于快速组织写作；2、有利于编辑和读者了解新闻的全貌。不足在于：对某些非事件性新闻、有人情味的新闻就不太适宜了。因此它适合用来写突发性新闻，写作时要注意各段之间的衔接和逻辑递进关系。

时间顺序式结构是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写作。它适用于故事性强，以情节取胜的新闻，尤其适合写现场目击记。它的优点是条理清晰，现场感强。它的缺点是：1、开头太平淡，往往不能吸引人；2、消息最精彩的部分往往淹没在冗长的叙述中。

悬念式结构是把倒金字塔式结构和时间顺序结构相互结合、取长补短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结构形式。这类消息的开头是一个带有悬念的导语，巧妙地点出最精彩或最重要的事实，吊住读者的胃口，然后在以后的段落中，就基本上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顺序写作。它的优点是：叙事具体、完整、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新闻信息。适用于那些以戏剧性见长的新闻事件，如亲历记、现场目击记、新闻故事等。

并列式结构是开头有一个总括性的导语，随后的几个自然段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并列关系。并列式结构适用于经验式、公报式的新闻报道。

新闻结构的形式有很多，不论采用何种新闻结构，都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根据新闻本身的特点来选择确定新闻结构形式；2、要统筹兼顾，上下贯通；3、要照顾读者的阅读心理，句式最好要短些，每段也以一两句话为宜，这样在版面上疏密有致，便于读者有选择地阅读；4、要赋形定势，匠心独运。

写作新闻躯干的要求有：1、围绕一个主题取材；2、尽量具体充实，使读者对新闻人物或事件有一个完整真切的了解；3、叙事要生动，行文要有波澜，保持读者的兴趣；4、段落层次要分明，起承转合要自然。其中，叙事生动的要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1、新闻报道要生动，往往离不开新闻细节，而新闻细节正是在新闻躯干部分展开的；2、新闻躯干的篇幅比较长，回旋余地也就比较大；3、可以采用叙述、描写、引语等多种表现手法，交替使用，容易产生生动的效果；4、除了叙事生动外，还要顺应读者的阅读心理，不要节外生枝，谈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新闻背景是指和新闻人物或事件有一定联系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与新闻事实有关的环境和历史材料就是新闻背景材料。狭义的新闻背景即指在新闻报道中直接涉及的背景材料，而广义的新闻背景包括三个方面：1、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广阔的时代背景；2、与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发生发展过彻底能够直接有关的背景材料；3、向记者提供消息、介绍情况的人的背景情况。

新闻背景有三种类型：1、衬托对比型背景材料；2、注释说明型背景材料；3、解释分析型背景材料。衬托对比型材料往往能产生戏剧效果。注释说明型材料的作用有四：1、点出事件的原因、条件和环境，通过横向或纵向的联系，交代它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有助于读者对新闻的理解；2、注释说明型材料是使读者从已知通向未知的桥梁；3、用来交代人物的身份，或新闻人物与周围人物的关系；4、有时候还能暗示作者的观点。

新闻背景的作用有四：1、能够解释、烘托、深化新闻的主题，使新闻的内涵更加明白显豁；2、能突出新闻的特点，提升新闻的价值；3、能代替不必要的议论，使新闻显得客观；4、还能增强新闻的知识性和可读性，增添情趣。

运用背景材料的注意事项有三：1、要紧扣新闻主题选择背景材料，要尽量少而精，不要喧宾夺主；2、运用背景材料要有针对性，回答读者关心的问题；3、要灵活穿插背景材料。

新闻结尾有四种方法：1、自然结尾法；2、拾遗补阙法；3、卒章见义法；4、别开生面法。

写作新闻结尾的注意事项有：1、结尾的新闻的组成部分，要紧扣主题，为表现和深化主题服务；2、要以叙述为主，力避空泛；3、要顺势而行；4、要简洁，不重复；5、结尾要使人恋，或取豹尾之势，遒劲有力，给人以较为强烈的印象，或取撞钟之意，余音绕梁，使人掩卷暇思。

背景：1、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在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地区成立革命根据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2、“古田会议决议”阐明了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创办党报与政治简报，向不识字的党员读书报等具体措施，推动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时事简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于古田会议后出现并迅速发展。根据中央的有关规定，各军及各纵队均应办统一命名为《时事简报》的壁报，每周编写张贴一张，用毛笔手抄，内容为国内外政治消息、游击地区群众斗争以及红军工作情况。

在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最早创办的通讯社，于1937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成立当天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日，红中社以CSR为呼号对外发布新闻，正式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红中社的创建，于红军早期的无线电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红中社成立后，利用仅有的一部抄报机，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以及塔斯社的英文广播，编译刻印成“参考消息”——《无线电材料》（后改为《每日电讯》）。

《红色中华》报：1931年12月创刊于江西瑞金，由红色中华通讯社编辑出版。初为苏区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改为中央苏区党、政、工、青中央机关的共同机关报。《红色中华》的宣传内容有三个方面：1、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宣传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2、协助党和苏维埃政权进行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3、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的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报道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消息。

《红星》报：1931年12月创刊于江西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军委会总政治部主办，邓小平、陆定一等先后任主编。该报的使命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和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共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

《青年实话》：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1931年创刊于福建龙岩，后迁往江西瑞金，陆定一、魏廷群等主持编务。内容和《红色中华》报基本相同，但是更注重青年的特点，更有青年报刊的特色，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新闻是，是土地革命的产物，不仅进一步锻炼和培养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实践才干，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报宣传活动的意志和能力，为党的新闻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而且还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基本特点有：1、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人民政权的历史条件下创建的一种崭新的新闻事业，党主要采取以人民政权的名义创办新闻事业的方式，使这些报刊、通讯社既是党的新闻事业，又是人民的新闻事业；2、它使中国新闻事业破天荒第一次深入了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3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出版新闻事业，从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开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闻事业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

党在国统区的地下办报宣传活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在八七会议后由武汉迁到上海，转入地下活动，继续领导革命斗争。、

《布尔塞维克》：1927年在上海秘密创刊，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先后担任主编，全力揭露国民党叛变革命的罪行，还大量篇幅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英勇斗争。后成为王明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工具。

《红旗日报》：1930年创刊，前身是《红旗》三日刊和《上海报》。《红旗》创刊于1928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后改为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上海报》前身是《白话日报》，由中共江苏省委创办。两报合并改组为《红旗日报》后，由李求实主编，初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后改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

中共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发起和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越战越勇。左翼革命文化运动是从创办《文化批判》月刊和《太阳月刊》开始的。《文化批判》由创造社于1928年创办于上海，是一个综合性理论杂志，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哲学、文艺等各个方面，用很大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还发表了不少倡导和讨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章。《太阳月刊》是当时宣传革命文学的又一个重要阵地，发表了不少阐述革命文学重要理论的文章。

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参加者大部分是原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等的成员。利用报纸副刊进行斗争，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战术。

左翼新闻记者联盟：1932年成立，在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集纳协会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成立后通过各种方式，团结进步的新闻界，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同时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统制及其御用的反动新闻事业进行斗争。成立不久就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出版《集纳周刊》。

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抗战中走向成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也在不断成熟壮大，基本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基本理论与模式。中共党报系统的重建，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抗战中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统区创办起一大批以团结、抗战、民主为宗旨的报刊。1939年中央发出指，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起一个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重点办好党的机关报，使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走上了成熟发展的道路。

《新中华报》：1937年为团结抗战计，中共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初仍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9年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安新闻事业进入了成熟发展的阶段，在1939-1940年间建立起一个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中心的报刊系统。1939年，《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主要在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发行，积极宣传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发表了大量社论、一系列重要评论和中共中央的通电、文件等，并全面、系统报道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就。

《解放》周刊：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办，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把争取民主作为自己的宣传中心。

《解放日报》：1941年，抗战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延安物质奇缺、发生严重困难。鉴此，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改出大型的《解放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中心的报刊系统规模有所收缩，但是宣传实力较为增强。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第一任社长是博古。该报是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的、每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革命根据地影响最大的报纸。

在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和其他爱国力量也在抗战初期创办了一批抗日报刊，1939年后，一个以当地党委机关报为中心的报刊系统在其他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建立。

新华社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和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走向成熟的标志。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将新华社和《新中华报》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的机构，在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新华社独立后，社长由向仲华担任，后由博古、廖承志担任。扩充机构、设立分社、翻译外电，基本形成了以延安总社为中心的新闻通讯网络。

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并开播，这是我国无产阶级广播事业的开端，也是当时解放区新闻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事件。12月30日正式开播，呼号为XNCR，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播送的内容主要有中共中央文件、《新中华报》社论、《解放》周刊的重要论文，国内外新闻等。

1942年，根据党的整风运动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了《改造党报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整风精神来检查和改造报纸。这是党报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通知》阐明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党报理论，其中包括“全党办报”；党报的内容、版面和主要任务，大力加强党报的编辑部工作，党报的战斗性、通俗化等。《解放日报》走在新闻界整风改革的前列。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首先论述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及组织性原则。从此版面涣然一新。第一版为要闻版，第二版为边区版，第三版为国际新闻版，第四版是副刊和各种专论。改版后，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道为猪，密切联系群众和工作实际，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报道。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解放日报》又提出“全党办报”的方针。

在整风改革过程中，《解放日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文件、社论和理论文章，对党报的性质和作用、全党办报的思想、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唯物主义新闻观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闻观的区别，以及文风等基本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初步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基础。

这些文章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主要包括：1、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闻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2、在无产阶级党报理论方面，对党报的性质、特征、任务、党与党报的关系及党对党报的领导，党报的工作方针及编辑方针和编排原则、党报的群众路线，党报的文风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进一步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党报理论，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理论和模式奠定了基础。

具体而言：1、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探讨新闻的本质和特点，重申了党报的性质、特征和任务。1943年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有关基本问题，也批判了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观点。文章论述了新闻本源的问题，对新闻下了定义，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五要素的观点，但强调必须把尊重事实和革命立场结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2、确立了“全党办报”的思想。3、加强新闻工作者的党性修养，确立人民公仆的思想。4、坚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原则。5、反对党八股，树立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文风。6、发扬党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

抗战时期共产党还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民主办报宣传活动，最重要的是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下出版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

《群众》周刊：1937年在汉口创刊，是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刊物，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以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中共全面抗战路线为宗旨，经常刊载介绍马列主义的译著。

《新华日报》：1938年在汉口创刊，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大型机关报。潘梓年任社长兼总经理，大力宣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团结抗战、持久抗战的防站，介绍游击战争理论，揭露日寇侵华阴谋和罪行，及时报道中国军队的抗日战绩。后迁往重庆，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顽固势力。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原则：有理、有利、有节。

策略：1、在发行方面，针对国民党当局“只准你印报，不准你发行”，控制报贩和邮局的手段，《新华日报》建立了自己的发行队伍，雇请了100多名报差，自办发行。

2、在物资条件方面，针对国民党当局推、拖、扣纸张供应，以此扼杀《新华日报》的企图，《新华日报》一方面向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并在重庆报业联合会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给其造成压力，迫使其分配一定数量的纸张；另一方面自行到市场上零星购买纸张，到产纸地区收购纸张，后来还自办了小型纸厂。

3、在言论、新闻方面，针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新华日报》始终与其展开坚决的斗争。他们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进行“反检”斗争。（1）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新华日报》针锋相对，必要时不惜冒停刊的危险，全力突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采用“拒检”的方法，直接地广泛地向国统区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2）还常常采用“暴检”的方法，来揭露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罪恶，最常用的方法是开“天窗”，以示抗议。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经历了一个发展、收缩、再发展的过程。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束缚和钳制，收复大片国土，解放区迅速扩大。人民新闻事业迅猛发展，报刊的出版条件大为改善，人民广播事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人民广播电台网初具规模。在国统区，也利用国共合作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的历史条件，迅速地在上海等地创办中共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将党和人民的新闻新闻扩展到收复区。

1946年内战爆发，解放区新闻事业转为收缩，国统区新闻事业遭到毁灭性摧残。1947年下半年人民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阶段后，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由收缩阶段转为再发展阶段。

在解放战争中，新华社始终发挥主干作用。抗战胜利后，新华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组织建设方面，工作机构扩大充实，分为国内新闻、国际新闻、英文广播、口语广播四个编辑部门，各解放区成立总分社和分社，提出“全党办通讯社”的口号。1947年进一步加强新华社工作，使新华社担负起党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三重任务，不仅报道新闻，还代表党中央发表时事政治评论。1940年，战略转移到平山。军事报道网成立，全面内战爆发后，将军事报道作为中心工作，在各部队建分社。还成功组织瓦解敌军和争取蒋军家属的宣传报道。

1947年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背景：1947年，中共中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彻底消灭封建以及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全面展开。在对土改运动的宣传报道中，解放区报刊犯了不少右倾错误，还出现了不少失实报道。这不仅妨害了土改运动的展开，还损害了人民新闻事业的形象。

经过：1947年6月起，《晋绥日报》认识检查了新闻报道工作中右的倾向和存在的新闻失实问题，采用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发起了反“客里空”运动。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并通过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将《晋绥日报》发起的反“客里空”运动推广到各解放区的新闻界。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深刻分析了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发生问题的阶级根源与历史根源，此后，反“客里空”运动向纵深发展，由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的纠查深入到新闻工作者立场与作风的检查。

但是，反客里空运动也存在一些左的偏向，所幸这一情况迅即为党中央所察觉。1948年，毛泽东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解放区新闻机构于1948年春普遍开展了一次对于政策宣传中“左”倾错误的检查活动。

1948年4月，毛泽东接见《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作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对包括《晋绥日报》在内的解放区新闻工作中经历的“左”、“右”两条战线的斗争作了全面总结。2、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1）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作用与任务，那就是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2）办报的路线与方针，即全党办报，人民群众办报；（3）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风格，应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战斗风格；（4）关于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问题，首先要向群众学习。

意义：反客里空运动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检查、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的现象，维护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克服了土改宣传中的左右倾向，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丰富了党报理论，推动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向全国推进，大批城市被解放，人民新闻事业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对此，中共及时提出了城市办报方针的问题。中宣部发布《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城市党报工作的三大注意事项：1、报纸主要为工农兵服务，但同时也要为干部、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服务；2、报纸以报道农村与工厂的消息为主，同时兼顾市场、学校以及其他地方；3、报纸副刊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地对读者作教育工作。西柏坡会议上的报告为党的城市办报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党的城市办报方针趋于成熟。

1948年中共中央在其所在地西柏坡举办由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参加的学习班。刘少奇亲自去学习班作了长篇讲话，即《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在讲话中，刘少奇表达了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为新闻工作者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深刻阐明了新闻工作的作用和任务。

他指出，新闻工作是党和人民联系的桥梁，是千百条线索中重要的一条。“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党依靠新闻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人民也依靠新闻工作，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去，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党委、党中央。党的政策执行得怎么样，有什么问题，记者有权反映。

刘少奇还指出新闻工作者要对党和人民有很大的责任心，新闻工作做得好，对党对人民帮助就大，做错了，反映得不真实，故意夸大，就害死人了。

刘少奇还提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四个条件：1、要有正确的态度，作为党和人民联系的桥梁，要如实报道与反映实际情况；2、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要到处去看、去问，做许多研究工作，独立地进行思考、分析和判断；3、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4、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

新华社等主要新闻机构，还将学习和研究新闻业务列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提出了改与加强新闻报道问题。一是新闻报道要有全局观点；二是努力扩大报道的范围；三是新闻报道要有连续性和系统性；四是新闻报道必须准确、迅速、简练。

随着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开始了新闻事业的清理接管工作。基本原则是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1、对于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反动党派所主办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律由人民政府接管，没收其一切设备与资材；2对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主办的报刊与通讯社，不仅允许其向人民政府登记后继续刊行与发稿，并予以保护和支持；3、对于私人经营的报刊…，既不采取无限制的放任政策，也不简单一律取消，而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4、对于民营电台，因其直接联系群众，且可能作为敌人联络工具，在军管期间一律归军管会管理，继续营业；私营短波电台一律停止播音；5、对于外国在华的新闻机构，也区分不同情况，帝国主义新闻机构一律关闭，外国私商则准其继续出版。

《人民日报》：1949年北平版正式创刊，后中共中央决定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胡乔木、范长江先后任社长，邓拓任编辑。

新华社于1949年迁入北平，努力组建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国家通讯社，将口语广播部分离，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从此广播事业进入了独立发展的历史阶段。